“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中国现代剧作家张季纯抗战时期的戏剧人生，就像一台动人心弦的大戏。“悬念迭出，疑窦丛生；阴差阳错，柳暗花明；山重水复，曲径通幽；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如今，虽已曲终人散，但仍余音袅绕，回响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张季纯及其部分作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东北大片国土沦陷与日军凶焰，左翼戏剧家联盟下属的上海大道剧社在事变硝烟还没散尽时，就上演了一部反映人民抗日要求的独幕话剧《乱钟》，在乱世之中敲响了救国图存的钟声，用最快捷的方式拉开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彼时，正在北平国立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读书的张季纯铆足了劲，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与侵略者来一番生死之搏。
张季纯，1907年11月6日出生于山西阳城大树村。祖父张炳鉴清末曾在河南许昌经商，有积蓄后回老家修房置田，使张家成为阳城东乡有名望的大户人家。父亲张伯骧毕业于山西大学文科，1925年前曾在阎锡山统治下，出任晋北地区繁峙、应县、宁武三县县长，也曾致力于教育事业，担任过中学校长。大树村地处晋城、阳城与沁水三县之交，素有“戏曲之乡”之称，以大树村命名的“大树秧歌”盛行于明清民国，在周边的晋豫陕三省十八县名头甚响，久唱不衰。
张季纯七岁入村私塾，从“三字经”“弟子规”读起。1919年，他随父母到太原上了小学与中学。1925年，大革命蓬勃发展期间，张季纯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积极参加了太原地区学生领袖傅懋功（彭真）等同学组织发动的各种宣传活动。在一次次斗争实践中，“戏曲之乡”“书香门第”出生长大的张季纯，萌生了对戏剧寻觅、研究、传导的欲望和激情，开始走上戏剧舞台，视野更加开阔，逐步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树立了追求进步与光明的新理念。同年8月，18岁的张季纯由赵秉彝、周玉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阎锡山紧步其后，在山西“清党”，张季纯逃离太原，在白色恐怖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此后的日子里，张季纯并没有颓唐不振，仍然在戏剧领域辛勤耕耘，按他的话说，“虽非‘志在千里’，却也期盼着‘少年负壮志，奋力自有时’。”
1928年秋，张季纯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就读于北平国立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31年，他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新球联社”，出任北平《戏剧艺术》主编。同时，一份由张季纯、俞作平和魏照凤合编的进步刊物《艺术信号》在北平面世。风华正茂的张季纯充分利用一块块用心血和热情开发出来的阵地，发出一篇篇抗日救亡的剧作和戏剧评论、消息报道。刊物同时还载有抗日救亡的木刻、文学、音乐等作品。
民族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全国戏剧界开始以抗战为重要创作题材，一批又一批抗战剧作很快上演，引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张季纯既是抗日救亡戏剧的倡导者、传播者，更是赤诚的践行者。
1932年，俞竹舟主编的《诗·剧·文》周刊、宋之的主编的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先后在北平出版发行，张季纯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一年，从北平国立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后，他还担任了新球剧社的导演，先后导演了他所创作的反映喜峰口抗战的《二伤兵》及田汉的《战友》等小剧。同年，张季纯相继在《新晨报》《京报》《戏剧与文艺》《文学与杂志》上发表了剧作《鲜红的血》《北平一条街》《后方医院》《最后的悲哀》。
从张季纯的这些剧作中，不难看出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情结。他热爱祖国，热爱戏剧，热爱百姓，全身心融入抗日救亡的戏剧创作之中，希望能更好地通过抗日救亡的戏剧反映现实，讴歌为国献身的忠诚将士，表达对遭受苦难的平民百姓的同情，鞭挞卖国求荣的汉奸恶霸，讽刺欺男霸女的奸邪宵小，赞扬真善美，谴责假恶丑。
张季纯于1935年回到山西太原。这一年，山西当局在势不可挡的抗日救亡运动及进步文化激流冲击下，采取了一些自认为对统治集团根本利益危害不太大的鼓励抗日救亡等举措。借此机会，张季纯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组织成立了山西西北剧社并出任社长。
同年，张季纯、田景福、赵秩心、王中青、史纪言等20余人组成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多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获得了鲁迅的支持。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由该会发起在太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大会，影响遍及全省。没想到，这一下惹怒了山西当局，硬生生地勒令解散了成立不久的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
当局的迫害并没有扑灭张季纯等人以笔为枪、以舌为剑的战斗热情。1935年4月，张季纯邀老朋友、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北上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在这期间，宋之的创作了话剧《罪犯》和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并与著名电影导演王苹结为终身伴侣。一年后，由于山西当局开始公开迫害进步人士，宋之的夫妇被迫返回上海。后来，宋之的曾写出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中流》创刊号，在文坛引起极大反响，与夏衍同年发表的《包身工》被视作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真实报道了太原城内外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的残酷和堕落腐败的罪行，揭示了老百姓在反动派高压政策下人人自危而又苦涩凄惨的生活，从另一个侧面真实地记载了张季纯等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中奋战的艰险。
1936年1月，由张季纯改译的日本作家山本有三原著《谁杀害了婴儿》在《太原艺术通讯》发表。
1937年3月，张季纯在《舞台银幕》上发表了剧作《塞外的狂涛》。不久，《舞台银幕》因为左翼倾向被迫停刊。停刊没停笔，张季纯又创作了《察北的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迅即传遍全中国。7月15日，中国剧作家协会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成立，张季纯成为首批会员。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剧协负责人夏衍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集体创作和导演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意。
剧本由崔嵬、张季纯、马彦祥等17人执笔，冼星海、周巍峙等谱写歌曲，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4人负责统筹整理。凭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艺术良知，不到三天时间，一部大型三幕话剧交出初稿，然后又用两天修改完成。上海著名影星金山、赵丹等参加演出，近百人的演出团队当中，不少明星只能客串跑龙套。
《保卫卢沟桥》采取了可合、可分，每一幕都可独立成剧的三幕剧形式，剧作气势磅礴，慷慨激昂，表现了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保卫家园的决心。
1937年8月7日，《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首演。大幕一拉开，观众和剧中人物一起来到卢沟桥畔，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心心相连，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也跟着喊，台上在战斗，台下也在战斗。台上台下不时爆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卢沟桥！”“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演出每天日夜两场，场场客满，剧院门口人山人海，有时还要加演临时场次来满足群众要求。
8月13日晚上，当第14场的演出演到第三幕时，隆隆的炮声响彻上海夜空，淞沪抗战爆发，演出被迫停止，演员随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出戏院大门，汇入抗日游行的滚滚人流当中。《保卫卢沟桥》的舞台在“起来，起来！”的歌声中伴随着炮声、呐喊声，一直扩展到了整个华夏大地……
战火远去，昔日的演出场景虽已渐渐模糊，但不得不说的是，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与演出是中国话剧界同仁参加抗战的战斗宣言，打响了抗战时期中国话剧投身现实斗争的第一枪。
《卢沟桥保卫战》演出票
张季纯参与了《保卫卢沟桥》组织策划和编、导、演的全过程，这一经历于他而言，可谓刻骨铭心。多年后提到这一经历时，他总会深情地说：“百多名著名剧作家、导演、演员集体编剧，集体导演，同台演出，是世界话剧史上再无可见的现象，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掷向民族深处的爆裂弹，猛烈地激荡了每个观众的神经，沸腾了他们的热血。”
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云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迅速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在“把戏剧送上前线”“戏剧上街”“戏剧下乡”等口号鼓舞下，走向工厂、农村和前线，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抗战演剧宣传。
张季纯参加了由洪深任队长的上海抗战救亡演剧二队。1937年8月20日，演剧队打着郭沫若用白布题写的“上海抗战救亡演剧队”队旗，在集体宣誓“同生共死，为中华民族解放，誓死不屈！”后出发。这支队伍共14人，包括队长洪深，副队长金山、田方，编剧张季纯，音乐冼星海，灯光、摄影黄冶，以及其他演职员金子坚、熊塞声、欧阳红缨、田烈、贺路、邹雷、白路、王莹。
抗战救亡演剧二队踏上征途后，沿着津浦、陇海、平汉铁路北上，赴河南、湖北等地，以戏剧展演为武器，进行抗战救亡宣传，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撒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演剧队不仅是演出队，也是宣传队、工作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舞台。经常在打谷场上，推几个石碾，搭上几根木板当作戏台，罩起一个席棚，这样，“戏”就演起来了。在演出途中，张季纯等人还集体创作了十多幕活报剧《保卫祖国》和四幕话剧《米》《飞将军》。
在演出的日子里，小型话剧得到极大的发展。张季纯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对街头剧、活报剧、广场剧、田间剧等戏剧形式一一进行了尝试，使戏剧演出获得新活力。
为引起群众共鸣，张季纯把抗战时期的独幕剧《放下你的鞭子》进行了改编，在故事情节不变的情况下，根据演剧队所到之地，剧名被改为《逃难到XX》，逃难的父女可以来自山东，也可以来自东北，也可以来自华北或者某日占区，充分激发了民众对“家乡”“国土”的情感，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感。
1937年9月12日，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洛阳后，在洛阳老城“国民舞台”演出。当《在东北》《卢沟桥》《老邻居》和《放下你的鞭子》四个情节感人的短剧演出结束后，台下群众情绪激昂，学生们泣不成声，这些节目激起了洛阳同胞的爱国热情，给洛阳民众留下深刻印象，让民众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危机。
1937年冬，救亡演剧二队来到汉口，在黄石港医院和兵营为伤病军人演出。当“向前走，别掉队，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们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拿起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敌人的头，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的歌声在台上台下同声响起时，伤病军人很激动，满含热泪，拖着伤残躯体，跑到演职员面前，抱着他们痛哭。有的挥舞拐杖怒斥日军罪行，表示养好伤会重返前线，打败日军，收复失地；有的表示要立即奔赴战场，杀敌立功，保卫祖国大好河山。
从1937年8月20日到1938年初，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二队在天上敌机轰炸、地上烽烟四起的环境中，以舌为枪，以舌为剑，将舞台变为战场，不畏艰险、困难，边演出边创作，走遍大半个中国，激发了各地的抗战激情，播下抗日救亡火种，按田汉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戏剧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大的显著作用。”
1938年春暖花开之际，结束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二队巡回演出的张季纯，踏上朝思暮想的陕甘宁边区这块红色大本营。张季纯是幸运的，他没想到一踏上边区的土地就看到毛泽东为“抗战同学会”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题词给张季纯指明了创作方向，也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地迈上一生戏剧创作的旺季。1938年春夏之交，张季纯编剧的秦腔现代小戏在陕甘宁边区文协民众娱乐促进会首演。5月23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成立大会。7月4日，陕甘宁边区延安民众剧团在毛泽东的关怀支持下成立，柯仲平任团长，马建翎、张季纯任副团长兼编导，墨遗萍任教务主任。毛主席曾从《论持久战》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为剧团购置服装道具，夸赞道，“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7月12日，经过沙可夫、李伯钊、周扬、张季纯等剧作家、作曲家的积极组织、策划，陕甘宁边区戏剧节圆满完成。
在边区戏剧节成功举办的鼓动下，张季纯创作激情更加奔放，新创作的《在东北》《打日本》《给我一支枪》于8月15日、17日一一完稿。1938年12月，由张季纯创作的《塞外的狂涛》《洪流》入选抗战戏剧丛书。该丛书由大众出版社出版，白虹书店发行。
1940年3月13日，张季纯创作的《回关东》，首次由民众剧团演出。与此同时，张季纯作词、冼星海谱曲的抗战歌曲《雪花曲》，为故事片《风雪太行山》编写的主题歌，在根据地和国统区广为流传：“……清风长，云飘扬，太行山上燃烧了民族革命的火光。”
每一部小剧，每一首歌曲都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发出了迫切投入战斗的呐喊，表达了剧作者报仇雪恨的急切愿望。
1941年12月14日，张季纯同戏曲作家任桂林结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挠，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层层封锁线，从二战区抵达延安，留在鲁迅艺术学校戏剧系任教，成为“鲁司令”旌旗下的一员战将。
当时的延安已成为全中国文艺活跃的心脏，然而这个生机盎然的文艺百花园也存在着思想困惑和作风不正等状况。
初到延安的张季纯一开始也有点狂热，但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张季纯很快就冷静下来，等他开始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时，逐渐听到、看到、感受到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们，思想上、创作上、政治上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在教学实践中还感受到鲁艺的教学活动有点脱离实际，脱离革命运动，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缺乏研究现状的精神，关门提高的现象时有发生，课程配备上充满了西洋、古典色彩。艺术作风上往往从个人出发，不注意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许多人心高气傲，个个都想做专家，脚跟踩不到实地，这些现象随着狂飙岁月的流逝还有一定的发展。
张季纯心中有疑点，脑中有疑虑，但又不知道何去何从……困惑中的4月27日，他收到毛泽东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的请柬，邀请他参加5月2日下午1点30分在杨家岭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交换对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那一刻，张季纯眼前一亮，急于面见领袖，聆听教诲的欲望和激情油然而生。
5月的杨家岭，花木繁茂，风景优美，山上山下百花绽放，吐露着沁人心脾的芳香。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100多人举行座谈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引言”。
会议开始，毛主席就直言：“我们的革命，依靠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的，一支是鲁司令的”。
这里的鲁司令指的是鲁迅。毛主席这一生动形象的开场白，不仅表明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指出了文艺的方向。
掌声中，张季纯感受到的是自豪与责任。在随后的5月16日、5月23日，张季纯又两次参加座谈会，听取了会上的发言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
毛主席5月2日和5月23日的两次讲话，回答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长期争论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路线，指明了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最后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希望作家与艺术家们到人民大众之中去，到前线去，到抗日战场上去战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演出《兄妹开荒》后，延安许多单位都搞起秧歌队。秧歌对于张季纯来说是从小就熟悉的一个剧种，他就是扭着唱着家乡的“大树秧歌”长大的。张季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当年延安秧歌剧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张季纯创作的秧歌剧，朴实得似乎没有任何匠心，却由于精准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悟，而有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功效。
1943年5月4日，张季纯出任西北文艺工作团团长，不久便导演了曹禺编剧，石鲁舞台设计，沈霜（茅盾之子）、林平、苏一苹、朱丹、乌兰、周冰、张涛等出演的三幕话剧《北京人》。该剧是一部揭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唤醒那些被旧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物，引导其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生活，被周恩来赞誉为“反封建的力作”。
1943年秋，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柯仲平、杨醉乡、马建翎时赞誉道，“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是抗战剧团，一个是民众剧团，好像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舞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1945年7月21日，张季纯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白毛女的时代性》，在肯定该剧的教育意义和表演、音乐、置景等方面的成就外，也尖锐地指出一些时代描写不真实的问题。之后《白毛女》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久演不衰，其中也有许多像张季纯一样的文艺批评家很大的功劳。
1942年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现实中的事件和张季纯笔下的戏剧一样，一直都在千变万化。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军民为抗战整整浴血拼杀了14个年头，终于取得胜利，延安军民为庆祝这一胜利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大街小路，火焰熊熊，山上山下，凤飞龙舞。
胜利不久，内战就如同一团阴云压在人们心头。保卫和平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的期盼和希望。张季纯的秧歌剧《保卫和平》也就此应运而生。1946年初夏，《保卫和平》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6月24日，在西北文工团盛大晚会中上演；9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剧评《保卫和平》观后记，盛赞这是“概括当前政治‘现实’的一部好戏，主题明确，思想深锐，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赏”；9月30日，《解放日报》发布了《保卫和平》新书预告。
1946年10月初，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中原突围后的三五九旅回到延安，在杨家岭礼堂举行晚会，周恩来副主席特意要求民众剧团演出《保卫和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一起观看演出。毛泽东看戏时，一边鼓掌一边称赞：“好！好！”第二天还让中宣部为民众剧团写来表彰信。
在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从抗日战争的舞台烽火中走来的张季纯又一次靠戏剧高高举起了保卫和平的旗帜，在铺天盖地的解放战争的战火风雨中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网
编辑：常泽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