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知书店南阳分店，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南阳创办的一个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化团体，也是中共设在豫西南的秘密联络站和主要活动场所。该书店创办开业后，大量销售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对南阳一带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宛属平津同学会和南阳妇女抗敌后援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采用多种宣传形式，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南阳城乡已经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热潮，“大敌当前，共赴国难，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自觉行动。在此情况下，为了把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引向深入，满足广大知识分子阅读进步书籍的要求，中共南阳特别支部委员会酝酿筹办一个书店。
恰在这时，在武汉新知书店工作的南阳籍中共党员陈少景，从武汉带回来一部分进步书籍，深受大家欢迎，短时间内抢购一空。为此，陈少景主动提议在南阳设一分店。于是，南阳党组织负责人郭以青就和陈少景商定，由陈少景负责和武汉新知书店联系，在南阳设分店，由总店向分店供书，经费由宛属平津同学会联系一部分经济条件好的进步知识分子集股解决（其中陈少景回原籍内乡变卖部分家产和所带之书全部入股），每股20元，共集400元。
武汉新知书店南阳分店，于1938年2月在南阳成立。特支委员葛季武任经理，总店派来李春台（中共党员）任会计，店员有韩国颖、方全中（中共党员），店址设于城内张剑工家的临街住房中。
1938年秋，书店经营量越来越大，向书店发书的单位也越来越多。先后有武汉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解放社等。之后，武汉新知书店因其他原因不再设立分店，秋天结账后，将书店会计李春台调回总店。从此，书店脱离了武汉新知书店，遂改名为南阳新生书店。王真华任经理，韩国颖（中共党员）任会计，店员方全中调走，韦木君（中共党员）调来任店员。
书店从1938年2月成立到1938年秋改名为南阳新生书店止，工作比较顺利。在南阳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宛属平津同学会、妇抗会、民先队等公开群众组织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为南阳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经销进步书籍和报刊杂志、宣传革命理论是书店的一项主要任务。书店成立后，大量经销武汉总店和其他店、社发来的《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大时代人物》等革命进步书刊，以及从延安邮寄来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书一般不放在外边公开销售）。还有外地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寄来的《大众文艺》《全民抗战》《永生》等救亡刊物。
书店的经营业务满足了广大知识分子渴求精神食粮之需要，大家非常高兴，奔走相告，踊跃来书店看书、买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广大民众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和罪恶本质，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真正充分发动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持久的游击战略战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从而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书店柜前经常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曾一度成为南阳一带青年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
为南阳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提供方便，也是书店的主要工作之一。书店成立后，地下党组织利用其公开营业、来往人多、知识分子聚集、不易暴露这一特殊的有利条件作掩护，把书店作为党长期秘密活动的场所。南阳党组织负责人郭以青等人经常到书店召开秘密会议，学习党的政策，传达上级指示，布置革命活动等。常驻南阳指导工作的中共豫南省委代表王阑西也常在书店住宿和工作。书店和宛属平津同学会、复兴中学一样，成了党设在南阳城的主要秘密活动场所。
书店也是党设在豫西南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凡是上级和外地的党组织派人来找南阳的地下党组织，都要通过书店联络员的联系，得到党组织的许可后，约定接头时间、地点，方可见到；有好多革命青年要求奔赴延安也得通过书店联络员的联系，南阳地下党组织才给开赴洛阳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上级党组织送来的文件、信函、学习材料等都是通过书店联络员再移交给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来宛检查指导工作也是如此。
1939年元月，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按照中央的决定，肩负着“发展华中”的伟大战略使命，由延安奔赴中原抗日前线，途经西安、渑池、洛阳，于26日下午到达南阳，留宿于城东关路北的交通旅馆。刚下汽车，刘少奇不顾长途颠簸的疲劳，便风尘仆仆地和四名警卫人员至中共豫西南地委地下交通站——南阳新生书店接头。次日，经联络员韦木君的联络，刘少奇接见了常驻南阳指导工作的中共豫南省委代表王阑西和中共豫西南地委负责人郭以青，并约定到交通旅馆汇报工作。王阑西和郭以青根据约定的时间到交通旅馆向刘少奇汇报豫西南的工作后，刘少奇根据全国的抗战局势、统一战线等问题并结合豫西南的实际情况作了极其重要指示，对之后豫西南党的地下工作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9年元月，南阳新生书店经理王真华去延安，原会计韩国颖任经理。这时南阳形势已经恶化，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止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共文件先后发到南阳。国民党南阳县党部、特务、顽固派顿时活跃起来。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用百般刁难、分化瓦解等可耻手段来破坏、解散各抗日救亡团体。加上日本飞机经常来南阳狂轰滥炸，南阳城的不少学校都已陆续迁移到农村，市民也大部分转移到乡下。同学会、妇抗会、民先队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也都先后自动解散或停止活动，人员都分配到宛属各县农村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豫西南地委的负责同志也分散到各县去领导农村的抗日宣传活动。南阳新生书店由原来的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店内只有经理韩国颖和店员韦木君两人维持局面。这时，书籍的销售量很少，党组织在店内活动也大大减少，但仍然是地下党设在南阳城的唯一秘密联络站。
1939年春，日军飞机轰炸南阳，南阳新生书店被炸，大部分书籍毁坏，剩余之书全部转移到韩国颖家中（原南阳市辰州堂街7号）继续营业和坚持党的秘密联络工作。
1939年秋，南阳形势更加险峻。特务对南阳新生书店和韩国颖本人都很注意，经常有特务暗中监视。邮电检查所特务经常来书店搜查，但始终没有抓住什么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南阳新生书店因不能继续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而停止营业。韩国颖也由党组织介绍，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从1938年2月成立、1938年秋改名为南阳新生书店至1939年秋关闭，武汉新知书店南阳分店开设了近两年。两年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但书店在南阳地区抗日教亡运动中所作的贡献却是巨大的。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网
编辑：李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