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评论:新时代“三大精神”的历史根基、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

伟大精神塑造伟大民族,伟大斗争锤炼伟大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典型代表精神,不断夯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根基。2024年1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明确提出:“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种精神分别形成于不同历史阶段,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实践中锻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新时代“三大精神”的历史来源与生成逻辑

新时代“三大精神”,即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与抗疫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长期革命斗争、改革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在党的历史发展进入新时代后对党的精神品格的集中凝练。“三大精神”分别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系统的精神内涵。

(一)大别山精神:信仰铸魂与革命实践的精神起源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省新县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别山精神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别山区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政权建设与群众动员的集中体现,是党的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源头之一。大别山精神的核心内涵丰富,既承载着坚定理想信念的政治忠诚,也蕴含着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群众立场。

大别山精神的历史积淀可追溯至“五四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别山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培育党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土壤。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八斗湾、陈策楼两地建立党小组,这是大别山地区最早的党小组,为党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布局奠定初步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等武装斗争相继爆发,推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等红军主力在大别山区组建,建立起较完整的军事体系。抗日战争时期,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使大别山成为敌后抗战的重要支点;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标志着其战略地位的全面提升。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区武装斗争持续时间长、斗争烈度高、群众基础深厚,正是在这一长期革命实践中,大别山精神应运而生、历久弥坚,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

(二)抗洪精神:同心协力与制度动员的精神淬火

抗洪精神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重大自然灾害的伟大实践之中,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动员优势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重要的精神标识。1998年夏,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程度深,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面对严重灾情,党中央果断决策,全党全军全民迅速动员,军民团结、众志成城,展开了一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抗洪斗争的决定性胜利。正是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抗洪精神应运而生,其核心内涵被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抗洪精神的生成,既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长期抗击自然灾害、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传统,又鲜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突出优势。从党政军民联动响应、分区组织抢险,到无数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坚守一线、不惧生死,这一伟大斗争深刻彰显了党群之间血肉联系的制度本质与情感纽带。在政治动员、组织整合与群众参与的多维协同中,抗洪精神不仅凝结为激励人民奋进的时代精神,也铸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抗疫精神:人民至上与共克时艰的精神升华

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高度概括抗疫精神的核心内涵,即“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这一精神表达不仅彰显出党和人民在危急时刻的价值追求与政治信仰,也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崭新篇章。

从历史生成逻辑来看,抗疫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抗击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传统的继承,也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抗疫精神汲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血吸虫病、非典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党中央高效统筹、科学部署,全国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医务人员、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与志愿者群体义无反顾投身一线,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坚实屏障。这种统一指挥、迅速响应、全民参与的国家治理格局,正是抗疫精神生成的实践土壤与制度依托。

二、新时代“三大精神”的核心内涵

新时代“三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最新表达,不仅是在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的系统延续,更是在新时代社会条件下对党的政治品格、价值取向和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三大精神”以坚定信念为灵魂,以人民至上为本质,以团结奋斗为支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统的赓续发展与时代升华。

(一)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灵魂,是支撑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三大精神”分别形成于党在不同历史方位上的关键时刻,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觉与不懈坚守。

大别山精神所体现的“坚守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敌强我弱的艰难局势中坚持武装斗争、推进群众路线的理想力量。抗洪精神中的“众志成城”与“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灾害面前坚持以信仰激发斗志、引领社会动员的精神气魄。抗疫精神则以“举国同心”的组织动员和“生命至上”的制度立场,集中体现了党在新时代统筹人民生命安全与制度效能的高度政治信念。“三大精神”的共同内核在于“信仰不倒、信念不移”,正是这种深植于党史血脉的政治坚定性,赋予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历史风险中的方向定力与持续行动力。

(二)人民至上理念

人民至上是新时代“三大精神”的价值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三大精神”深刻体现了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宗旨的历史自觉与现实担当。

大别山精神体现了党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休戚与共的密切联系,是群众武装与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精神基础;抗洪精神展现了在自然灾害面前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通过“干部带头、军民一体”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抗疫精神则将“人民至上”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党和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守护每一条生命,全面彰显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三大精神”共同体现出人民立场的价值逻辑和制度优势,揭示了党百年奋斗始终坚持依靠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历史本质。

(三)团结奋斗精神

团结是力量之源,奋斗是成就之基。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三大精神”都体现出极强的组织动员特征,其内在所凝聚的团结奋斗精神,正是党坚持统一领导与协同治理相结合原则的集中体现。

在大别山精神中,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了“军民一家亲”的生动局面;抗洪精神中,无数党员干部用“生死牌”诠释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责任与担当;抗疫斗争中,基层党组织通过“火线入党”“临时党支部”等机制将动员力延伸至抗疫一线,汇聚起全民同心、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这些实践充分说明,党始终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引领人民以团结奋斗之姿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三大精神”所凝聚的团结协作意识,是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精神依托。

三、新时代“三大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指向

新时代“三大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理论续写,更是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和统摄性的价值引领功能。“三大精神”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体系,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精神支撑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特征与根本方略。“三大精神”作为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治理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结晶,蕴含着坚定信仰、为民担当与团结奋进的思想资源,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大别山精神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勇当先锋,与新时代强调党员干部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高度契合;抗洪精神展现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服务为民的模范作用,是“两个维护”的精神写照;抗疫精神则充分体现了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制度优势和组织效能,是新时代党“强引领、强组织、强执行”的精神体现。“三大精神”的传承,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注入持续动力。

(二)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行动样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的价值指针。“三大精神”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共同形成的价值共识,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土壤。

大别山精神中的“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彰显了国家层面的责任担当;抗洪精神中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彰显了社会层面的团结协作;抗疫精神中的“命运与共、舍生忘死”,彰显了个人层面的奉献精神。通过将“三大精神”有机融入教育系统、媒体传播与公共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感染力与行为引导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口号”转化为“信仰”,从“认知”转化为“认同”,推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同心共筑的良好价值生态。

(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精神纽带。“三大精神”作为党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逻辑本质上反映了党在应对生存性挑战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共识凝聚与社会整合的政治功能。这种精神凝练超越了地域、阶层、民族与身份的差异,在实践中构筑起“命运与共、团结奋斗”的共同价值根基。

大别山精神强调全局意识与集体主义,强化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革命群众对共同理想的认同;抗洪精神体现了党政军民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展现了制度层面上的协同治理格局;抗疫精神通过全国一盘棋、资源统筹、命运共同的抗疫实践,深刻塑造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这些精神统一于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资源。

(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能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富强的现代化,更是价值现代化、精神现代化。“三大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现代国家中的精神优势与文化信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精神源泉。

大别山精神鼓励在斗争中坚定理想、在苦难中创造历史,强化了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抗洪精神则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高效社会动员能力,是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精神支柱;抗疫精神所展现的组织能力、科技动员与制度优势,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精神引擎。“三大精神”的高度整合性和现实导向性,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国家治理-社会动员”双轮驱动的战略逻辑。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新时代“三大精神”所承载的时代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深植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更体现在其贯通历史、回应现实、指引未来的多重价值维度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延续与升华,“三大精神”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深走实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支撑与精神保障,是党和国家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动力和文化基石。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